那天,我匆忙地跑進電影院為了看Catherine Breillat導的《籃鬍子》。正確來說,不是因為「為了看藍鬍子」而想趕上電影的放映時間。每個人對於看電影都有絕對的忌諱,譬如旁邊的人不能汗臭味太重或是旁邊的人不能在無須驚嘆的地方發出奇怪的聲響(如:看到一道美妙的佳餚發出嘖嘖嘖聲),而我的頭一忌諱則是遲到。看藍鬍子播映那天我確確實實的遲到了,而若我們考慮佛洛依德的日常生活病理研究,這次的「貽誤」(耽誤)似乎別有其他象徵。兩天之後,我並沒有在放映Reha Erdem《我的陽光》時遲到,我依稀記得第一幕映入眼簾的是14歲女主角海雅坐在堤防上面對著大海,如同面對著母親的羊水般,但我無法猜測這樣的背影是對母親的多產感到敬畏抑或是想逃回到母親的子宮內。
Christian Metz在想象的能指─精神分析與電影中提到『不是影片引起了分析的興趣,而是影片導演。』他表明若要把精神分析應用在電影上,分析者必須要將電影中的素材當作病症的呈現(導演個人展現的精神官能症/精神病症),同時它也可視為顯夢的材料。所以,我們要分析的是隱夢而不是顯夢,是電影文本的能指,而不是所指。我沒有讀完想象的能指,也沒有讀完夢的解析,但我想對這兩部電影做一些粗淺的分析。
起初,我的假定是:女孩對藍鬍子的童話會有一定的恐懼,而男孩則無。於是我就做了一項不嚴謹的田野調查,但結果卻駁斥了此假定。我並未氣餒,畢竟「恐懼」本身往往可以被主體輕易地否定,此外,我的問題結構鬆散也沒有標準化,所以就當這項調查終歸夭折。藍鬍子的童話是由法國男作者Charles Perrault所寫,小紅帽、睡美人與灰姑娘等童話故事也是他的作品。值得懷疑的是:為何故事中總是女性遭逢變卦?在此不多談Perrault的故事,把分析焦點轉向Breillat的藍鬍子。導演說:『當我還是孩子時,我喜歡這個故事,每次閱讀時都感到害怕...但這個故事卻會改便我與姐姐之間原有的關係,使我凌駕於她。』從這樣一個自身經驗,她把童年的這段回憶也放入電影劇情。因此Breillat的藍鬍子不只是藍鬍子童話的改編與再現,同時她和她姐姐也參與了這部電影,導演自己更出現在藍鬍子的故事中。在觀眾閱讀電影時,螢幕中的兩個小女孩也在閱讀《藍鬍子》,這是閱讀中的閱讀,觀看中的觀看。不過,這樣敘事交錯的手法也不足為奇。
(上面到底是甚麼東西阿酒喝太多了沒有重點所以不告而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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